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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社会学系成立四十周年系列访谈
心系民生,学生为本——泥安儒教授谈山大社会学系四十年发展

人物简介:

泥安儒,男,bet007足球比分(中国)官方网站 副教授,曾任社会工作研究室主任、山东大学经济社会调研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研究方法、社会保障研究。1986年河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同年进入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97年赴丹麦Aarhus大学访学,1997年晋升副教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九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研究》、中丹合作课题《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研究》等多项课题,出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纲要》《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译著)等专著。

人物采访:

一、缘起:结缘社会学,参与学科筹建

问:泥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参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40周年系庆访谈。您1986年加入本系,是筹建的核心参与者,见证了社会学系发展的全过程。请问是什么契机促使您选择加入山大社会学系?当时的初创氛围又是怎样的?

我本科是教育系出身,后来选择了社会学专业。社会学的领域非常广阔,与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联系,总能找到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点。总体来说,我选择社会学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一直喜欢“学以致用”的东西,不空谈理论,研究怎么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我很喜欢量化研究。刚毕业那会儿,我尤其喜欢实证类的研究,看到社会学系开设了社会调查课,觉得可以实现我量化研究的愿望。

当然,我选择社会学最深层的动机是:从80年代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关心民生问题,关心弱势群体,比如农民群体、老年群体等。来到社会学系以后,我近40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基本上都围绕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展开。我很希望认识他们、了解他们,为他们发声,想办法影响决策,让政策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甚至希望为他们赋能和赋权,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回顾我从教到退休的这段经历,我感到很欣慰,我非常喜欢社会学这门学科。

问:您刚来到山大社会学系的时候,觉得当初整个系里的氛围是怎样的?

现在回想当时我们社会学系的印象,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简陋,一个是朝气。简陋是因为我们不仅没有个人的办公室,连整个教研室也没有办公室,全系一共也就两三间房子。我刚来的时候上心理学课,没有任何教具,后来协助杨俊启老师做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辅导工作,发现系里也只有十来部老式计算器。但当时我们很有朝气,社会学系刚刚恢复,全系老师不到20人,一开会几乎全是年轻人,是一批很有活力的人。

二、历程:求索四十载,与学科共发展

问:从1986年执教至2024年,您能梳理一下自己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工作历程和重要节点?哪些关键节点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我很感谢有系庆活动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回顾一下自己近40年的教学和科研过程。我大体上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到1995年,第二阶段是1996年到2004年,第三阶段是2005年到2024年退休。

在第一阶段,我主要在系里讲授普通心理学课,做的社会研究工作相对较少,主要是与民政部门合作,开展了一些农村农民养老方面的小型调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教辅工作中,我参加了很多教学实习活动,记得当时跟着杨书记去昌乐做了不少调查。那时候,咱们社会学本科开设的社会调查课,所用的方法与现在不太一样。我把它概括为更像是一种工作方法,比如蹲点调查、典型调查等。杨教授长期在社会行政部门工作,调查经验非常丰富,因此对这类工作方法十分熟悉,其中用得比较多的就是典型调查和蹲点调查。

第二阶段从1996年到2005年。杨俊启教授退休后,本科生的社会调查方法课就由我来讲授。那时风笑天教授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一版刚刚出版,全国很多社会学系都选用这本教材作为主要参考书。大家觉得这本书与国际接轨,编得专业性也很强,我也采用了这本教材。当然,在2005年之后,我在本科生的授课过程中加入了一些质性方法,不完全是量化方法。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1996年到2005年,我们讲授的社会调查方法规范性和专业性增强了,与前一个阶段带有明显工作方法痕迹的风格不同。在这个阶段,我给研究生讲授社会研究方法课,授课内容是多变量统计分析。同时我也做了很多课题,包括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九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研究》,后来去丹麦做的“北欧国家社会服务工作研究”,另外还有“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研究”,还在国内做了大量社会工作,比如在《齐鲁晚报》等媒体主持了很长时间的公众调查。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到2024年退休。这一时期,我与林聚任老师、刘玉安老师合编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书中融入了大量质性研究的内容。我在教学上将自己所讲的方法定义为“综合方法”——以量化为主,同时兼顾质性研究。在这一阶段后期,我给研究生讲授的是研究设计。科研方面,我主要围绕农村、乡村振兴等议题开展工作。这个阶段的中后期,我转到了社会工作系,教学对象和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满脑子都是量化,讲究精确、对错分明。而社会工作强调“平视”研究对象,尝试移情理解,不是俯瞰,而是试着成为对方,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受这种熏陶久了,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刻板,多了相对主义的视角。我意识到很多行为放在对方的生命历程里看,往往是最合理的选择。对社会工作,我尤其看重三点:第一,让社会看到那些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比如我在济南南部山区柳埠调查时,看到很多开山炸石的农民工因伤致残,却几乎没有保障,一夜返贫。第二,通过社会研究影响社会政策,比如为农村老人提高养老金标准。第三,为弱势群体赋能与赋权,帮助弱势群体在合法范围内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

问:从1986年您与山大结缘到现在,已经有40个年头了,您在这40年的历程里,您有印象深刻的学生或者一起共事过的朋友吗?

前辈的话,我跟着杨俊启教授做社会调查、讲社会调查方法课,也编过一些教材,对杨俊启教授的印象比较深刻。在目前这一批教授里面,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林聚任教授,他非常勤奋,钻研性和韧劲非常让人佩服,我经常开他的玩笑,说他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去办公室的路上。要说思想上、性情上比较接近、有些共鸣和互动的,那就是葛忠明老师。葛老师对弱势群体的很多关注,和我很有共鸣。他主动勇敢地为弱势群体发声,也让我很有触动。

问:您刚加入社会学系时,学科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比建系初期的学科布局、教学条件,您觉得这40年里,系里最核心的发展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的感受可能主要还是围绕着教学和科研这些领域。其他方面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办公条件有了显著改善。我们在洪家楼校区6号楼的时候,教学条件和师资队伍变化都不大。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搬到中心校区知新楼之后,尤其是最近十来年,每个人都有办公室,副高职称的老师两三个人一间,正高职称的老师一人一间,总之教学条件变化很大。更明显的变化是,大社会学发展成了三个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队伍越来越大,也引进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让人感觉整个大社会学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令人欣慰。另外,在学科建设上,我们专业获得博士点之后学科建设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三、担当:知行合一,与民生共情

问:您于1995年主持了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九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研究》。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在做这项研究时,您最想回应当时社会中的哪些问题?

这个项目研究的背景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时我国特别重视社会保障问题。我爱人在民政学校工作,我记得当时经常有北欧福利国家的专家来给学生讲课。前面也提到过,从毕业到退休,我最深层次的研究志趣始终是关注民生疾苦,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问题,所以一直对社会保障很感兴趣。这个课题申请下来后,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还很年轻,研究方法基本以文献研究为主,就是把9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的整体体系梳理了一遍,包括养老、失业、生育、医疗等方面。现在想想,当时基本没有做实地调研,但梳理工作还是很有用的。至少对我自己而言,通过这次梳理,我对中国城市社会保障的状况有了基本了解。此后,我对城市社会保障的关注就很少了,基本上转向了农村社会保障,一直持续到退休。

问:请问在您的田野调查经历中,有没有哪一次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社会调查这个活动,不管是问卷调查这种量化的方法,还是个案调查这种质性方法都是要深入实地现场。我讲几个简单的例子,我最早带第一届本科生去东营广饶县实习,做个案访谈。有个学生的作业写得特别好,对一位老人关于养老的看法挖掘得很深。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那天去的时候,正巧看到那位老人在刨猪圈,他没有直接访谈,而是挽起裤腿帮老人刨了一下午猪粪。活干完了,信任也建立了,老人才敞开心扉跟他聊了很多。这就是个案访谈中建立信任的关键,这个同学做得特别好。

还有一次在邹平,村长带我们去一位老年妇女家,介绍说“这是省里来的,那位是国外来的,想找你聊聊过去的事”。老太太一听,手足无措,后来借口喂猪,直接跑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做深度访谈,一开始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根本没法进行。后来我们学聪明了。村长再介绍时,就说“这是山东大学的老师,不是省里的干部”,但一开始还是有点尴尬。再后来,我们带了一个一次成像的宝丽来相机,到村里先不访谈,而是问对方愿不愿意拍张全家福。那时候农村很少见这种即拍即得的照片,大家都很高兴,忙着叫亲戚来拍照。等全家福拍完,气氛欢欢乐乐,信任自然就建立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总之,田野调查中建立信任非常重要。

问:我们了解到您在社会服务方面参与很深,是山东大学社会调查与数据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员,想请教一下您在其中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

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一个很新潮的东西,就是舆论调查、民意测验。正好《齐鲁晚报》想搞一个固定栏目,定期做舆情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用整版的方式在报纸上发布。数据研究中心有很多活动,我刚才谈的是其中一项,就是我们跟齐鲁晚报联合做一些舆情和民意调查。我们专门建了一个不错的样本库,样本容量大约在1000人。每次调查都针对这1000来个人,大约一个月做一次,内容涉及公众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每次的样本容量都是1000,通过发放问卷、回收问卷、统计分析,最后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大众传媒上。当时的《齐鲁晚报》是山东影响力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媒体,社会影响相当大。我参与这类调查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做得很成功。

问:我们经常听说您教学素以严谨著称。请问您有没有一些独家教学理念?

近40年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最满意、最欣慰的就是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始终把对学生关爱和传道授业作为本职工作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后来我搬到兴隆山校区,宿舍离教学区很近,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我都会特意到校园里转转。每年看到新生来,家长们拖着行李满怀殷切希望地把孩子送到学校,我就觉得责任重大。

我给一年级学生和二年级的学生上调查方法课。看着学生们上课时那么认真,我一直觉得咱们社会学的学生听课非常认真,我很满意。这么好的一批学生,你不把真心、不把全部精力放在他们身上,就愧对他们。所以在教学上,我要求特别严,也尽量在课堂上把自己掌握的东西以比较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大量提问,每个学期都尽量让他们做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我比较严格,是希望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真正能掌握一门技术。

我上课跟他们讲,这门方法课,第一要通过考试,掌握一些知识;第二,要学会具体操作一个调查,这是一门技术;第三,我特别强调——虽然不敢太奢望,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培养出一种社会调查的人格:客观、公正。我发现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整个舆情、整个舆论基本上很难做到客观。我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全面、公正地去看问题,这是做社会调查的人应有的一种气质。

问:对于正在学习社会学学生,您会给出哪些建议?

我对社会学的理解可能还比较传统,仅供参考。我觉得大社会学学科里,有两三类比较重要的基础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咱们过去叫社会学的眼和社会学的手。社会学的眼就是你的视野,相关的学科知识要好好学,比如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社会学的手,就是一些操作的方法,传统上是调查法,现在再加上一些质性的方法,比如个案研究、田野调查。

同时我也有些担忧。现在学生接触了太多自媒体的信息,自媒体很多信息是博流量的,无所不用其极,很极端,再加上算法所决定,特别容易把人套在一个茧房里,我称之为信息茧房。我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缺少全面、客观、理性地看问题的人,都跟二极管一样,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提不出很多建议,但我很有担忧。我特别不希望我们社会学的学生变得那么极端、那么情绪化。大家越来越缺少前面提到的那种社会调查的气质——全面地看问题,做到客观、冷静、理性。这是我的担心。

四、寄语:薪火相传,与后学共勉

问:能否请您为系庆四十周年题写一段寄语?

我想说的是“心系民生,学生为本”。“心系民生”就是说我们不能活在真空里,要去解决非常现实、非常迫切的民生问题;“学生为本”就是老师还是要以教学为要,认真讲课,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上。


文:徐子骞、伊力亚尔

审核:林聚任